剖析全球體制與經濟繁榮關鍵，蔡校長：培養宏觀視野迎戰變局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16日與亞洲大學師生座談。亞大自2010年創辦「諾貝爾大師論壇」以來，已邀請19位涵蓋經濟、醫學、化學等多個領域的諾貝爾大師，與亞大師生交流，共同探討全球經濟變局與AI時代的勞動未來。參與師生都說，能有機會近距離與諾貝爾獎得主對話，感受大師的風采與思想深度，是珍貴且難忘的經歷。

諾貝爾大師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受邀來台，出席「2025大師論壇」，並以「國家體制與經濟成長」為題演講。亞大校長蔡進發帶領逾30位師生參與這場年度知識饗宴，與羅賓森教授進行面對面的座談交流。針對大師提出的全球經濟預測與國家發展理論，來自台灣、印尼、印度、蒙古、史瓦帝尼及越南的亞大學生，及亞大策略聯盟彰化女中、興大附中的高中生，針對「國家為何失敗」、「狹窄走廊」中的核心概念，準備了涵蓋：包容性與掠奪性制度、國家能力、不平等及政治轉型等深入提問，展現年輕世代對全球政經局勢的高度關注。

蔡校長表示，面對地緣政治衝突、全球供應鏈重組，台灣應持續發揮包容性國家的優勢，推動轉型升級，在世界變局中找到機會。亞大創辦「諾貝爾大師論壇」的初衷，就是希望學生能從世界級學者的生命故事與研究歷程中，看到追求知識的熱情、長期耕耘的毅力，以及在面對困境時不輕言放棄的勇氣。此次羅賓森教授主講的題目非常貼近現實，究竟社會制度如何影響國家繁榮，未來該如何推動轉型升級，同時也充滿思辨。

蔡校長指出，亞洲大學自2010年創設「諾貝爾大師論壇」以來，陸續邀請來自經濟、醫學、化學等領域的18位諾貝爾獎得主蒞校交流。這在台灣私校中極為罕見，讓學生無需出國就能一探世界級大師風采，提升學術視野。

蔡校長強調，亞洲大學的國際化特色不只是體現在課程設計或外語能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具備全球視野，能夠理解世界發展的脈動，並具備跨文化溝通與思辨能力。透過與羅賓森教授的對話，學生能從大師的研究歷程中學習追求知識的熱情與面對困境的勇氣。

羅賓森教授在發表專題演講後，與亞大師生進行深度交流與問答，現場氣氛熱絡，同學把握機會踴躍提問。來自印度的博士生Ankita提問，研究者該如何將全球性的制度理論與企業或地方的實際問題連結？羅賓森教授回應，將宏大的全球制度觀點應用於微觀現實，關鍵在於發展出「適切的語言或運作模式」。他強調，雖然廣納式、榨取式制度的框架適用於解釋全球各國的興衰，但在執行層面必須深刻反映當地的歷史與文化。他指出，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所推廣的標準模式，如規定國家必須徵收國民所得的15%作為稅收才算有效，並非放諸四海皆準。

羅賓森教授進一步表示，強化國家制度與稅收制度是必要的基礎，並以盧安達（Rwanda）與南非（South Africa）為例，指出這些國家正是從自身的文化與政治經驗中汲取教訓，才得以建立有效的運作模式。他也提及世界銀行在推動制度建設時的角色與案例，以此說明制度移植不能脫離在地脈絡。

針對來自史瓦帝尼（Eswatini）同學Siya提問，羅賓森教授提出現代國家制度與傳統權威（如君主制）之間未必存在衝突，傳統的合法性反而可以被轉化為建立現代國家的基石。他以波札那（Botswana）為例，該國首任總統塞雷茨·卡馬（Seretse Khama）就是利用其部落酋長的傳統地位，成功建立了具合法性的現代國家制度。此外，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也在君主制下實現了顯著的經濟成長。羅賓森教授引用「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的數據指出，當地的君主制在民眾中享有高度合法性，若能適當整合，將是維持國家穩定的重要資產。

在談及印尼等國如何擺脫寡頭政治時，羅賓森教授表示，從榨取式制度向廣納式制度的轉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非一蹴可幾 。這通常需要在解決經濟不平等之前，先建立統一的國家認同。他分析，印尼雖然面臨群島地理破碎與寡頭遺產的挑戰，但成功建立了國家認同與語言統一，進一步奠定了制度的基礎；相較之下，剛果、奈及利亞等國仍受困於身份認同的分裂。他也補充，所謂的「東亞奇蹟」（包括蘇哈托時期的印尼）有時反映的是「榨取式經濟成長」，即是在個人化控制，而非完全廣納的制度下進行的擴張。

來自蒙古Sura同學關注依賴礦產經濟的「資源詛咒（Resource Curse）」問題。羅賓森教授解釋，自然資源往往會誘發榨取式制度（如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部分，源於對金礦和鑽石的掠奪）。資源的影響取決於制度強度的「引爆點」：如果制度薄弱（低於門檻），資源會助長腐敗與衰退（如奈及利亞）；但若制度夠強（高於門檻），資源則可用於公共利益（如挪威）。他對蒙古抱持樂觀態度，認為蒙古在蘇聯解體後建立的民主傳統與憲法相對穩健，有能力應對礦業帶來的挑戰。

印度籍博士生Suman則關注AI技術引入後，員工如何像公民建立國家制度一樣，在公司內部擁有話語權並制定公平規則？對此，羅賓森教授對美國勞動市場現況提出了嚴厲批判。他直言，美國出現了「公司治理的失敗（failur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導致勞工失去了發聲的管道。他特別點出執行長（CEO）與一般員工薪資之間的巨大鴻溝，並犀利地指出問題根源之一在於教育——現代商學院的教學往往側重於「如何降低薪資支出」，而非「如何提升生產力」。他認為，要解決AI時代的不平等，必須正視勞工話語權式微的結構性問題。

針對當代科技衝擊，羅賓森教授形容人工智慧（AI）將帶來「地殼變動（tectonic）」般的轉變，可能導致卡車司機等大量職位消失，並長期壓低薪資 。他特別警告「AI獨裁（AIocracy）」的風險，即威權政體（如中國）可能利用科技來控制人民而非賦權人民，從而強化榨取式制度。此外，他也批評現代企業治理過度重視股東利益而忽視勞工聲音，導致不平等加劇，並指出研究顯示商學院訓練出來的經理人常在未提升生產力的情況下削減薪資。

最後，羅賓森教授總結了民主與長期經濟繁榮的關係。統計上，民主國家在長期的經濟表現往往優於非民主國家。他認為「東亞模式」的威權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定區域歷史與文化的產物，屬於一種「異常現象」，未能在非洲或拉丁美洲成功複製。

他提到越南的成長受益於鄰近日本等國的示範效應，以及採納李光耀的建議——「少一點共產主義」並維持「零貪腐」 。至於新加坡的成功，羅賓森將其歸類為「特例（idiosyncratic）」，因其具備小型城市國家、前殖民樞紐的基礎設施及特殊領導層等條件，難以類推至大型國家。

羅賓森教授在結語中再次強調，雖然經濟學存在普遍原則，但成功的政策實施必須建立在對該社會特定歷史與文化的深刻理解之上 。這場大師論壇在師生熱烈的掌聲中圓滿落幕。